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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觉的种子


  

我这一生,破除的“惑”比较多。
不少看起来似乎很难破除的“惑”,也都被我一一破除了,使周围的朋友非常吃惊。
但是,取得如此成绩,并不全是个人的努力。仔细回想,在早期,有两个强大的客观因素起了重要作用,一是干净的童年,二是肮脏的灾难。
先说童年。
我有一个切身体会:一个人,如果在穷乡僻壤度过童年,很可能是一种幸运,因为这会让他从起点上领略最朴素的真实,为正觉留下种子。所谓正觉,就是未染虚诳的简明直觉。因此,这些正觉的种子,正是我毕生破“惑”的深层原因,也是我后来接受大艺术、大哲学的基点。
举些例子吧。
我们村里,对生死之界看得相当平易。
村子里几乎没有人去过县城,平日都在田里农作,比较正规的外出就是进山扫墓。
田里,劳累而平庸;山间,美丽而神奇。因此,进山便是村人的乐事。到得长辈坟墓跟前,总是以墓边草树的长势与长辈开玩笑。“爷爷,今年您有点儿偷懒了,这杨梅比不上外公那边”;“叔叔,您的几棵松树长势不错,累着了吧?”……
村里哪位老人去世了,必然全村恭送进山,就像现在城里人送别一位退休职工,没有太多伤感。孩子们更是在送葬队伍的前后蹦跳戏耍,采花摘果,一片欢快。孩子们从小就相信,只有我们的笑声,才能让长眠的老人心安。
连生死之界也看得这么淡,当然就更不在乎贫富之界了。我们村子里的农民,全都匍匐于春种秋收、菜蔬鱼蚌之间,家家户户的生活大同小异,差别实在不大。吃饭时分,邻居之间都有端碗游走的习惯,筷子伸到四五家的碗碟里去,十分自然。哪一家若有意外的吃食,例如网了一条大鱼,或抓了两只野鸭,一定是全村的事。即使谁家的冬瓜、南瓜长得特别大,也会煮熟了分给各家。正因为这样,后来一定要在村子里划分出地主、富农、中农、贫农,还让他们之间展开“阶级斗争”,实在是难上加难。
几里之外稍大一点的村子里,倒真有几户有钱人家。有钱,是因为做了丝绸和药材的生意,因此,并没有“剥削”四乡民众的痕迹。
说了贫富之界,再看看官民之界。
村里管事的,原来也有名义上的“保长”和“甲长”,主要是在庙会期间领头舞个狮,在火灾时派人敲个锣。村子里的事情分两拨,一拨是庄稼的事,一拨是各家的事,他们都管不到。他们有自己的庄稼自己的家,怎么会去管别人的?新中国成立之后上面派下来一个“村长”,是一名复员的残疾军人,很客气,见人就笑。他只做两件事,一是根据上面的布置召集村民开个会,村民都在昏暗的油灯下打瞌睡,他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读点什么,也就散了;二是村里年轻人结婚,他会被邀请到婚礼上站在中间,还是用大家都听不太明白的外地口音说几句好话。他做“村长”的酬劳,就是按规定在村民每年“缴公粮”时给他留下两袋。村民总想给他多留一点,因为他有残疾,不能劳动,而他总是推拒着,说:“够了,够了,足够了!”
在村民心目中,做“村长”,是因为不能自食其力,比较空闲,又能讲话。
——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留下的有关生死之界、贫富之界、官民之界的正觉。
这些正觉很浅陋,却能使我后来遇到种种台阶、竞争、理论、学派时,投去不太信任的目光。因此,我把这种童年正觉,称之为“初元正觉”。

那就要说说对于教育的“初元正觉”了。
我在乡下接受的早期教育,更让人难以置信。
几个疑似逃婚的外地少女,在一座破落的尼姑庵里办了第一所小学,我就成了她们的学生,但她们自己还都没有小学毕业。我妈妈文化不低,却一心在为村里的成人办“识字班”,不怎么管我,却要我从三四年级开始就夜夜为村民写信、记账,算是我的“课外作业”。我从这样的小学毕业后到上海来考中学,上海的亲戚们全都摇头,因为当时上海教育水准就已经足以傲视千里。但是,让他们惊讶的是,我很快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、数学竞赛第三名。其实原因很简单,我没有被刻板而繁重的课程剥夺了天性,而且毕竟写过那么多信,记过那么多账。
几十年后,我惊喜地找到了当年小学的何杏菊老师。何老师抱歉地说:“你所有出版的书,我都很难读懂。回想自己当年小学还没有毕业就来教你们,真不合格。”
我说:“何老师,您最合格。我一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,都是由您启动的。”
国际上有一些专家说,人在七岁左右就完成了味觉记忆的储存。今后不管活得多久,走得多远,只要尝到童年时代的那种口味,就会无限欣喜。那是口味上的“初元正觉”,其他正觉,也不妨以此类推。

童年时期的正觉,就像那个看穿“皇帝新衣”的孩子的目光。整个街道都陷入了“惑”,并在“惑”中互相欺骗,只有这个孩子无“惑”,大声喊了出来。
他的喊声很孤单,却惊世骇俗;很纯净,却振聋发聩。
——这就是“初元正觉”的存在形态。
但是,孩子会长大,他还会保持这番目光、这番喊声吗?估计很困难。满街的成年人也都有过这样的童年,为什么都失落了呢?
失落的程序,是一级级文明的台阶。失落的理由,是一段段公认的逻辑。
因此,谁都很难幸免,包括这个孩子。
其实,我就是这样一个眼看就要失落正觉的孩子。
因为,我快速地成了一个地道的上海人,不仅以优秀成绩高中毕业,考上了当时最难考的高校,而且领略了一座西派大都市的生态默契。此后我还会学习很多课程,接受很多理念,涉足很多竞争。我似乎已经踏上了一圈圈不断往上旋转的楼梯,在好奇、兴奋、专注中步步攀援,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迷路。
我有可能变成各种“人物”,只是,再也不可能变回那个看穿“皇帝新衣”的孩子。我会永远地失去那种目光、那种声音。
没想到,一场灾难改变了这一切。
突然之间,我无法学习那些课程了,无法接受那些理念了,无法攀援那个楼梯了。一切都归零,什么也没有了。
这就是我在快到二十岁时遇到的“*****”,使干净的童年走向深刻。
父亲被关押,叔叔被害死,全家八口人衣食无着,饥寒交迫,而我是大儿子,必须把担子挑起来。其间,我和全家老少,受尽了难以想象的身心屈辱,却又看不到一丝一毫的希望。
掌权者像“走马灯”似的不断更换。
当时,我周围很多人都被这种“走马灯”转晕了。这是一种最可怜的情景,天天听报告,夜夜学文件,时时有期盼,人人都心慌。正是在这种浑浊的漩涡中,我的表现让大家非常吃惊。有两位熟人后来写回忆文章说,我在几度带头对抗全部失败后,完全撤退,只在远处冷眼旁观,除了照顾家人,就是埋头英文。
我为什么会这样?回想起来,那是因为突然降临了太多的拥挤、太多的欢呼、太多的怪异、太多的虚假,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看穿“皇帝新衣”的孩子的境遇。那个孩子不也是在拥挤街道的欢呼声中,伸出头来发现真相的吗?我童年时代播下的“初元正觉”,重新复苏。
童年时代的目光,纯净而冷静。因此,他们说我“冷眼旁观”,并不夸张。种种“外惑”的邪光都是有热度的,我当时埋头英文是想借用一顶外国草帽,来遮断那些邪光,让冷眼始终是冷眼。
首先看不下去的,是那一堆不符合身边事实的大话。
当时的大话,铿锵豪迈,气势如虹。大意是:环视全球,唯独我们最好。贫困的小国水深火热,等待着我们去援助;富裕的大国气息奄奄,等待着我们去埋葬。
对此,我的冷眼提出了疑问:我们最好?那么请问,我的父亲关押在哪里?我的叔叔掩埋在哪里?什么地方能找到可以让我们全家老少活命的口粮和寒衣?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的街坊邻居、亲戚朋友免遭批斗和抄家?
接着看不下去的,是那一堆不符合语文课本的口号。
当时的口号,都粗陋鄙俗,完全跌破了每个年级语文老师划定的文字底线。后来才知,这是为了抵挡国际话语,故意追求低智。当时传媒上最流行的句子有:“斗私批修不过夜,狠斗私字一闪念”;“心往一处想,汗往一处流,眼往一处看”;“随身带选集,开口是语录”;“谁敢丝毫不忠,交给革命群众”;“一斗二批三洗澡,洗净污泥就是宝”;“哪里有演变,砸个稀巴烂”……这,居然是一个文明古国、一个世界大国的官方话语?我想,即使是我们小学的何老师看到我们写出这样的句子,也会无地自容,因为学生让她丢脸了。
这两点,是我从一开始就看不下去的。熬了两个月,它们依然猖獗,我就觉得一定在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原因,于是就不放过了,一路边看边想。
我的思考和发现,我后来在《文化之痛》一文中曾经详加论述,这儿就不再赘述了。
看穿,有可能陷入颓唐,也有可能提升勇气。我选择的是后者,因为耳边时时响起那个看穿“皇帝新衣”的孩子的喊叫声。

但是,看穿和勇气之间还有不少距离。
那个看穿“皇帝新衣”的孩子的叫喊,其实只是诚实,而不是勇敢。若想上升为勇敢,他还要继续努力。
据我本身的经验,对于被自己看穿的一切,不要轻易放过,而是要继续看下去,并且让自己的目光渐渐发生变化。
先由“畏视”变成“平视”,然后再由“平视”变成“逼视”和“透视”。终于,抵达了“轻视”和“俯视”。
对气势汹汹的对象能够“平视”,那是从最初的惊吓中找回了自己。“逼视”和“透视”则让自己成为一个严峻的观察者和思考者。观察和思考的结果,是发现它们的本质,以及本质背后的虚弱,那就可以“轻视”和“俯视”了。
我想,世人对于一切不良外力,都不妨完成这一番目光转变。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走向无惧。
在这整个过程中,最有趣的一环,是发现它们的虚弱。这一发现,让自己如释重负。
我是怎么发现它们虚弱的呢?
回想起来,是从以下三点打开口子的。
一、那些大话和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就被大家腻烦了。多数人虽然还没有像我一样质疑它们的内容,却腻烦它们的重复、空洞、平庸。一腻烦,便声势大减;
二、也许它们都会从一开始就扫荡一切异议,因此它们很快成了“没有对手的杀手”。其实对手到处都是,但它们找不到了。找不到对手的杀手,就什么也不是,天天向空气摆出抡拳姿态,终于由无聊走向颓废。
三、它们的权力圈子很小,按照权力发酵的周期,很快发生了互斗。互斗各方,都会向民众求告同情。这一来,它们与民众之间的强弱对比就发生了逆转。
发现了它们的这三点虚弱,我下垂已久的嘴角开始浮上了微笑。
一旦看穿,我的“初元正觉”也就上升到了“破灾正觉”。至此,就应该有所行动了。
只有行动,才能加持正觉,不使萎谢。
正觉来之不易,存之不易,我既然有幸与它相遇,与它长守,就没有权利独占它、独享它,而应该让它成为社会正义、人间正气。
要让个人的正觉成为社会正义、人间正气,那就必须行动。
因此,我勇敢地往前走了,又小心地留意着路口、道岔和沟壑。
那时,我二十五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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